家族反基因传承：就因为子不类父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就因为“子不类父”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中外管理》记者  杨 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成功者的本能悲剧

       《汉武大帝》给我留下了两句印象深刻的台词。

       一句是壮年刘彻豪气冲天的“寇可往，吾亦可往！”另一句，则是晚年刘彻甩向太子背影的“子不类父！”两句话均掷地有声，但是前一句成就了汉武帝横扫匈奴的不朽大业；而后一句，却导致了一出父逼子反、骨肉相残的皇室悲剧。前者豪迈，而后者凄凉……

     “子不类父”似乎成了中国式传承的一大创痛。

      就因为太子刘据仁厚不像自己，所以武帝不喜欢他，进而不愿见他；就因为武帝嫌恶太子不像自己，所以小人得以挑拨离间、阴谋得逞。尽管，历史上的汉武帝其间曾公开承认自己劳民伤财，如接任者真是个“刘彻第二”，大汉非亡不可；甚至他还公开赞赏太子为自己苛政导致的冤案平凡。

       但是，这些英明的“理智”，最终都敌不过“子不类父”这一功成名就者太过强烈的内心本能。

     成功者，大多自恋；超级成功者，大多超级自恋。

      于是，通过近乎“克隆”的方式“延续”自己（特别是延续自己潇洒驰骋的早年）以过百年，便成了诸多业绩斐然的领袖在晚年最强烈、最本能的心理诉求。

      于是，汉武帝晚年的传承悲剧便不可避免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该传承的不是基因

      殊不知，真正最应该传承的，不是成功者的性格（不管是哪种性格），而应是成功者的辉煌。而事实证明，但凡使辉煌得以传承，甚至将辉煌推至新高峰的，恰恰都是“子不类父”。

      单说西汉，不难设想：如果武帝刘彻的秉性趋同于其父的优柔寡断，那大汉气度肯定将不复存在。

      而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，莫过于清朝雍正对康熙的继承。权且不论这次继承是否“合法”，但事实证明：与晚年康熙过于宽容、怠于吏治的性格作风迥异的雍正，通过矫枉过正的严苛、无以复加的勤政，一扫了康熙晚年的诸多弊政隐患，得以传承了康乾盛世。而其后乾隆的大度潇洒，又使得战战兢兢的世风得以舒缓，终于造就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最高峰。

      西方商史同样如此。尽管未必是父子血缘，但传承之理皆然。

      百年老店通用电气之所以在上世纪末能老树开新花，迎来又一春，与其说是GE“出”了一个韦尔奇，不如说是前任CEO雷吉聪明地选择了“子不类父”的韦尔奇。雷吉稳重而保守，韦尔奇激进而暴躁；雷吉温和而导致机构臃肿，韦尔奇手狠而能够果断裁员；雷吉热衷于制度规范，韦尔奇醉心于除旧创新……但雷吉要的就是“子不类父”。结果，在韦尔奇旋风中完全变了脸的GE，反而更加辉煌。同样20年后，韦尔奇也选择了一个“子不类父”的伊梅尔特，使其于无形中结合现实消解了韦尔奇的“暴政”，带领GE安然度过了911之后的萧条危机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子不类父有道理

     这林林总总的古今中外，不管悲剧，还是光芒，都是偶然吗？非也。

    其实“道理”不难理解。

    任何成功者，其独特风格一定大为关键。然而就因为成功，其风格必然延续而强化。而天下亘古不变的是“物极必反”，于是因为成功而注定会过头的独特风格，也注定会走向真理的反面，尽管可能只是潜伏而不彰显。然而一旦成功者不觉悟，姑息本能地克隆出自己的“二世”，其弊端必然积攒于“二世”集中爆发，从此不可收拾。这正像汉武帝自己一度认识到的那样。

     而相反，就因为“子不类父”，接班人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前朝弊政，才能更果敢地向老一代投鼠忌器的旧习开刀，才能在时过境迁之后不至于浑然不觉、刻舟求剑。

     就因为“子不类父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