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光：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问题

杨光：
第一，中国税赋确实很高，宏观税赋水平大口径是30—35%，请大家注意，除了预算内税收，预算外的收费，制度外的乱收费，通常没注意的一些也应该纳入准税收的概念，比如说腐败，人民日报估计中国的腐败一年大概是一万亿人民币，非常不得了的数字，这一块老百姓肯定掏出去了，而且已经常规化、制度化了，我们必须把它当做是政府实际征收，而且这个征收只会多，不会少，因此实际上构成一块税，一万亿。
银行坏帐，现在的数字有的说是三万到五万，有的说九到十万亿人民币，每年形成银行坏账有两千到四千亿，这是没得补的，因为它还在不断扩大，因此这个东西实际上也就构成了针对银行储户特种征收，因为到那一天肯定要兑现的，预征出去，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种隐蔽的税收。
铸币税，实际上咱们有铸币税的，在有些领域，像房产领域，局部、恶性的通货膨胀，在那一块活钱涌到哪儿，价格上来了，大产权房小产权房的差别，哪一块钱被地方政府征收了，不叫税，实际上就是税，这个税很刚性，不往下，往上涨，因为没有这样一块活不下去。如果这么算起来的话，宏观税赋水平是30—35%，如果在把乱七八糟加起来，准确数字谁也说不上，但是很肯定地说，中国人宏观税赋应该是和欧洲的福利国家大体相当，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。
第二个问题，中国现在的税制是经过若干年改革开放慢慢变过来的，但是这个“变”不是理性设计的，不是一种自然自发的选择，而是摸着石头过河，无可奈何到现在这个样子。最开始改革的时候，放权让利，还不一定是放权让利，最开始的目的就是甩包袱，前两天杜先生写了一篇文章，农村因为那些地方穷，没饭吃，得补贴粮食，请示邓小平，是不是最穷的地方，让他们自己解决饭，这是什么动机，就是未来给中央财政省钱，中央财政支出责任一点点往下减，刚开始负担国有企业的扩大再生产，要给它投资，后来把这一块甩给银行，也就甩给全国老百姓。公共教育，中小学教育县乡两级财政大概负担70%，30%是省和中央负担。医疗大概有60%是市县两级负担，中央也负担得很少。所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，首要动机就是，财政压力下先是甩包袱、甩责任、甩支出责任，刚开始甩了责任，就得给人家放权，因此地方财权渐渐大起来，到了八十年代末的时候，发现不行了，中央收支太少，不把责任拿回来，把财权收回来，1994年的分税制，88年财政承包制，实际上财政承包制和现在的分税制，财政承包制好像更接近于财政分权体制，现在的分税制实际上没有什么财政分权的概念，因为地方没有税权，税率是上面定的，税基也是上面定的，这不能叫财政分权，没有什么权拿到手上，拿到的是责任，哪些地方必须付，最后实在支付不起，中央转移支付一点，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这个体制问题很大，40%叫税收返还，你交得多，我就返还得多，上海富啊，你交得多，返得多，贵州那个地方穷，就支付得少，那个地方就上不起小学，一部分税收返还，再一个公务员涨工资，叫人家涨，人家没想涨，你得给，这一块一年几千个亿。再一个社保，养老金拿不起，中央政府得给，中央的体制，在纵向肯定不行，每一个税种都不太合理，因为我做过企业的，像增值税，生产型增值税，为什么很多地方不顾环保，把工人的生命也不滚，增值税现在是最大的税种，中央和地方有一个固定的比例，中央75%，地方是25%，有利于办企业搞投资，搞资源开发，破坏环境，欺负工人的地方从这里得到好处。
每一个税种都有问题，营业税，营业税就是保护费，实际上就是保护费，每一个税种的征收都有问题，像增值税是类推的，分大规模和小规模的，我在青岛做鞋子的时候，名以上按发票征收，最后有一个比率给你，这个行业认为应该交到2%，如果你交不到，就会强迫你做假帐，必须改了，交不到2%就得治你，北京实际上也是这样的，因为握在北京也做过两三年，实际上各个行业有一个增值税的比率，按照销售额定一个比率，这样就扭曲增值税的概念，不是增值税，增值税也变成了营业税。比如说餐馆收营业税，餐馆不开发票收不到，有多少面积，有多少张台子，一估，税收征管体系就朝着简单、粗放方向发展，最后就变成人头税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实际上最大的税按比例来讲落在穷人身上、中小企业的身上，赚大钱，因为你的收入看不到，没法收，给两个点，不知道人家赚多少钱，两个点没法收，税制在公平性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。
税制秩序是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真实的体系，现在咱们这种税制秩序，税权是两部分，收入权和支出责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怎么样分配，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状况。
我们现在这个问题，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。第一，财政收入中央已经占大头了，已经是有55%，但是支出中央占小头，支出责任按照现在的划分，越低级的财政负担越重，光养人头养不起了，教育、医疗、社保都在地方政府，地方支出责任占70%，中央支出责任占3%，财权和事权就不合理，地方有办法，只有巧夺，为了养人，地方政府总有一个办法，他对这个国家不负责任，他做成一个烂摊子，最后让中央收拾，最后中央必须负什么责任，大家对公务员都不满了，为什么每一次减员增效的改革，行政人事改革都搞不下去，和财政转移支付体制有关系。那些穷地方怎么样向中央要钱，通常用公务员体制规模向中央要钱，所以为了多要钱，公务员编制就要扩大，因为他知道，公务员都不满了，社会不稳定了，公务员要造反了，中央肯定得给钱，中央和地方实际上有一种较劲，像上海，上海很富，人均财政支出大概相当于西部七、八倍，但是让他交出这个财权就不干，交出这个财权，当地政府可能纵容当地的企业闹一点小事，纵容当地的市民向中央施加压力，这样的话，中央政府骑虎难下。中央政府名以上收的税占GDP的20%，因为开支是很刚性的，能够可供拿出给大家伙平分那一块非常少，肯定不足7、8%，中央政府隐忧是非常大的，第一社保欠帐几万亿，第二银行风险时刻挂在那里，第三老百姓一闹事，有钱才能解决问题，没钱别扯了，现在很多维权，最后落到实处无非给一点钱打发打发，必须有钱，可供他动用的那笔钱是不够的，地方政府不断给他累积财政风险，地方政府知道，最后收拾烂摊子肯定是你，不是我，有黑砖窑也罢，有什么也罢，这个东西我不太在乎，因为垂直管理体制实际上大面积失灵了，这种财税体系一旦碰到比较大问题的时候，就有可能引发一种“革命”，那就是比较极端的情况。如果中国的纳税人能够经常给政府施加一些压力，地方政府和公民一起才有和中央对话的权利，否则没有可能。